當我們以改革開放40週年之名跨入2019年時，很有可能，我們都遺漏了這個年份所承載的另一層重要意義。

1979年元旦，一份《告台灣同胞書》刊登於《人民日報》之上，這份全國人大常委發布的公告，在之後的40年裡，為兩岸的溝通合作打下了堅定的基石。

恰巧，也正是在那時，國際科技開始了新一輪國際分工。

一個是剛剛打開國門的超級大國，一個是當時“雁陣經濟”下的“亞洲四小龍”，大陸和台灣在科技上的差異化發展，也是從那時開始的。

在此後的40年的時間裡，兩個地區劃出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。台灣在半導體、手機和電腦領域，開創出一個個響噹噹的品牌，卻在移動互聯網，尤其是人工智能時代，遭遇了國際競爭力的急劇下滑。

站在40週年的節點回望，台灣的科技產業究竟為我們呈現了一條怎樣的弧線？

 

從一家豆漿鋪開始的半導體傳奇

說起來頗具傳奇色彩，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興起，發端於一家小小的路邊豆漿攤。

時光回到1974年，當時的台灣已經躋身“亞洲四小龍”之列，依靠西方國家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，台灣吸引了大量外資和技術，實現了經濟在10年內的迅速騰飛。

但台灣的工業仍以勞動力密集的輕工業、加工出口業為主，在快速崛起的第三世界國家面前，總人口僅有2300萬、環境資源也並不豐厚的台灣，急需尋求產業轉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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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任台灣行政院院長的孫運璿看到了半導體製造的發展前景，約來當時美國無線電公司（RCA）的研究主任潘文淵，倆人在豆漿店聊了一個小時，便確立了台灣未來的發展方針：半導體。

於是，從上世紀80年代初，在環境和政策的雙重影響下，台灣的工業開始向重資本和技術的半導體製造產業轉化。

1980年，台灣第一家半導體製造公司，聯華電子誕生；7年後，張忠謀創立台積電。

 

更重要的是，以台積電為首，台灣的半導體製造產業，走出了一條個性化發展道路——代工。

但這個台灣科技產業的頂樑柱在成立之初，卻讓張忠謀受到了眾多質疑。

與傳統廠商自己設計芯片、生產芯片不同，台積電走代工路：只生產不設計。

畢竟台積電成立之前半導體工業並沒有代工概念，英特爾、三星等傳統半導體巨頭，都具備完整的IC設計、晶圓製造、測試與封裝一條龍生產能力。台積電插足芯片生產，就像一個第三者，在窺視別人老公。

 

不過在張忠謀眼裡顯然不是這樣，他知道研發芯片和生產芯片完全是兩個概念，他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密不可分。

相比與芯片設計的投入，芯片製造廠的投入是一筆數額龐大的固定資產，不斷升級工藝、更新換代更是一筆無底洞。對於巨頭來說，投資自建芯片廠，只不過因為沒得選。

代工的模式，為芯片廠商卸掉這筆龐大固定資產帶來的壓力，也成就了台積電的傳奇。

代工讓世界半導體界有了全新的樣貌，這種模式降低了芯片廠商的負擔，更是給了諸多公司進入芯片產業的機會，造就了像是高通、NXP這種IC設計巨頭。

 

據美國市場研究機構IC Insight的統計，直至2016年，聯華電子和台積電合起來，仍然佔據了全球近7成的芯片代工。

除去這兩家大廠，在PC時代，諸如矽統、S3 Graphics、威盛（VIA）、華碩、技嘉等台灣企業，也幾乎都是無人不知的。

這些企業幾乎全部成立於80年代前後，乘著第一波PC發展的熱潮，台灣半導體產業迅速在國際上佔據了一席之地。

如果回到20年前，在半導體產業鏈的廣度、完整度上，美國是老大，台灣也絕對排的上第二名的位置。

台灣在代工方面的優勢，一直延續到了HTC的時代。

 

成立於1997年的HTC，也是靠給大品牌代工而發家。直到2011年其第一款Android智能手機橫空出世後，該公司似乎可以就此成就自家的獨立品牌和聲譽了。

衰落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後，

台灣科技的出路在哪兒？

但成也硬件，敗也硬件。

長期過度重視硬件產業的直接影響，就是商業模式和服務創新上的落後，等到全球大步邁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時，台灣忽然發現自己已經掉隊了。

微博上曾經盛傳過一個視頻，一個台灣女主持人在“安利”大陸移動互聯網的驚人成就。

 

“你現在到中國大陸的城市，叫計程車是不用現金的，他們所有的服務都有一個第三方支付，嗶一下就好了”。

雖然語氣略浮誇，但事實是，台灣本土企業在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後，確實出現了明顯的斷層。在腦中搜索一圈，我們很難想到任何一個熟知的“台灣APP”，或是“台灣互聯網公司”。

其中一個原因是，硬件時代的成就，給了台灣足夠的資本沉迷於過去。

在談到台灣近幾年的科技發展時，李開復曾經用過一個詞：病了。“在美國談惠普、戴爾等硬件公司的時候，台灣在談鴻海、台積電，在美國進入谷歌、Facebook時代，台灣還是在談那幾家公司。”

 

一方面，就像考公務員一樣，進入硬件、芯片和代工廠，代表了不少台灣人對“安定生活”的嚮往。

這些傳統大公司囤積了大量年輕、高素質的IT人才，但卻無法給予他們充分發揮潛力的機會，軟件為硬件服務，是這裡難以動搖定式思維。

另一方面，台灣在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方面已經相當完善，線下可以滿足大部分人對於便利生活的需求，這種情況下，科技發展也就失去了根本的變革驅動力。

還是移動支付那個例子，中國大陸得以在移動支付領域後發先至，很大程度上，正是得益於信用卡普及度的相對滯後，轉型移動支付的包袱和負擔也相對較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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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台灣，當人們滿足於隨處可見的便利店、販賣機，O2O和無人便利店嘗試的失敗概率與成本，就會急劇上升。

民眾對這種非剛需的服務模式創新不感冒，資本更青睞獲利模式清晰的傳統行業，再加上政策上缺乏優先傾向，幾重因素都成為了台灣科技轉型的障礙。